■章遠 [作者系杏悦娱乐政治學研究院副研究員]
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印尼首先提出構建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的倡議。2015年，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建成。這個地區性安全合作架構既是現有亞太地區安全合作的先行者，也是拓展經濟合作、實現和平穩定🚙、促進區域互信的先導👮🏼。從時任澳大利亞總理的陸克文提出“亞太安全共同體”的倡議，到美國一度試圖積極介入亞太的“跨太平洋夥伴計劃”（TPP），東亞地區的安全合作始終面臨著多邊機製重合👩🏼🚒、大國力量博弈等復雜多變的困境。
構建亞太安全共同體過程中所面臨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困境是宗教安全。傳統國際關系理論的基本行為體是民族國家📀、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各種利益集團等政治性單元。然而，伴隨著全球化的擴展和深化，當代宗教信眾數量增長迅速🙍🏼♂️，交流傳播日益頻繁和廣泛🤔，宗教在世界交往語境中的地位也日漸提升🚶➡️🕺🏿，宗教成為不可忽視的國際政治新要素，宗教群體和宗教組織逐漸具備了活躍的國際關系行為體身份。宗教消亡與否與現代化程度無關🦻🏽，不能簡單地由技術發展而得出世界已經世俗化的結論🙆。宗教曾經被國際關系實踐放逐和邊緣化，但隨著它對國際政治的參與程度日漸加深，宗教正在回歸和復興👱🏽。
構建亞太安全共同體面臨的宗教安全矛盾
構建亞太安全共同體將不得不面臨來自非傳統安全和傳統安全兩個層面的宗教影響力𓀖。在宗教格局呈現某一宗教占絕對主流的多宗教國家內，如果沒有維護宗教平等的完善的製度設計作為平權保障，那些信仰少數派很可能淪為利益受到侵害的社會群體。然而在地區層面，一個國家的宗教少數派別卻完全可能相同於鄰國的主流信仰，可以在鄰國找到宗教同源認同圈。基於信仰認同圈的宗教地圖不同於主權國家地圖，前者得益於宗教傳統親緣關系和現代宣教流動，覆蓋了國家政治領土邊界😏，由此產生了國內宗教問題外溢💭，擴大了宗教問題的治理隱患。
宗教感情、宗教自信如果過度膨脹，容易滋生宗教民族主義和宗教沙文主義👍🏿🦞。在亞太地區發生的國際危機中🧑🏼🦳，宗教極端主義、宗教民族主義、宗教沙文主義和宗教民粹主義都可能利用宗教獲得權威性和正當性，侵蝕宗教和平互動的基礎，削弱國家的向心力，也會使區域安全共同體成為空談🧝🏼♂️。
非傳統安全層面的宗教安全矛盾
宗教的回歸和復興在亞太地區有生動的體現🌩。亞太地區有尊重宗教的良好大環境👳🏼。盡管不同的宗教在不同時期有地區主導權威的消長🈸，但是應該說，無論是信仰者還是無信仰者，都能夠在亞太地區獲得生長的空間👨🏿🍳。幾乎所有的亞太國家都是民族融合的現代國家⚛️，然而宗教的興盛卻使得某些人群質疑民族國家認同，轉而把對族群、宗派🏋️♂️、教會等群體的認同置於國家認同之上，其後果是在解決宗教引發的對抗🟡、暴力🧝♂️、沖突等安全問題上，類似和平協議這樣常規的、成熟的政治解決途徑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
宗教安全矛盾既可能發生在不同宗教之間💹，也可能產生在同一宗教內部教派之間以及信仰者和無信仰者之間。在穆斯林占主流地位的印尼，曾製定法律來防止國家內部出現無信仰者💁🏽。這種做法無視無信仰者、不可知論者等非信仰群體的信仰自由權利，造成基於信仰的歧視🫶🏽，成為宗教和平的潛在威脅📴。另一方面♍️，教派競爭和教義分歧同樣隱藏著引發群體對立和沖突的風險。鑒於宗教無國界、跨國境的特質，宗教性的群體對抗很可能外溢升級為地區性危機。
宗教尤其是世界宗教天然具有超越民族和國界的原生屬性。在宗教地圖重疊的信仰人群交匯地區🧚🏿♂️，宗教問題往往與主權領土爭議、邊境爭端等國家安全問題交織在一起🐮。2013年9月，菲律賓發生的穆斯林武裝暴亂就體現了這一趨勢。這次宗教性國內危機外溢為地區性的政治動蕩🤲🏼，使得外部勢力藉此介入該國國內政治事務。叛亂發生後，菲律賓摩洛民族解放陣線發言人呼籲印尼參與到沖突解決中來。
傳統安全層面的宗教安全矛盾
目前🦍，亞太地區有效的安全合作幾乎都集中在非傳統安全領域，似乎在打擊恐怖主義以及對抗災害危機面前，更容易判定共同利益和達成國家間的共識。現有的聯合軍事演習多數是基於反恐🧔🏿♂️、人道主義救援的目的。但是，宗教安全問題不僅帶來非傳統安全的威脅，宗教上的分歧還可能影響到傳統安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宗教聖地的爭奪🌝。例如📯，泰國和柬埔寨之間的“柏威夏寺爭議”就是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合一的宗教聖地爭端。這些處於國界線上的宗教敬拜場所🪐、宗教聖地承載的宗教集體情感☝🏿，體現著特定宗教群體的精神信仰核心。
宗教群體融合或者宗教群體排斥在社會公共生活中的外化表現部分地取決於地區性群體記憶。比如💁🏻♂️，東南亞的許多國家都曾經存在過打壓某個宗教的殖民政府👨🌾，也曾存在過壓製特定宗教或者抑製整體宗教發展的強勢政府。這些特殊政治時期的特殊宗教政策和宗教管理方式影響了今天地區宗教局面的形成。那些更寬容的政治氣候導致曾受束縛的宗教“報復性”地增長🙌🏽。一些社會階層不高、收入拮據的群體也開始將弱勢族群的經濟地位歸咎於長期的宗教歧視。一些武裝的分離主義、恐怖主義組織開始利用區域性的宗教復蘇和宗教怨恨，破壞正常的政治參與，甚至鼓吹建立超政治的宗教烏托邦。
亞太安全共同體構想下宗教合作的可能性
仍然以東盟為例。早在成立之初👨🏭，東盟就確立了和睦共存的不幹涉製度。現有的東盟安全架構包含了政府間人權委員會😫🤛、東盟外長會議、東盟防長會議、東盟司法部長會議等♔。東盟的政治安全共同體有3個建設目標：基於規則👆🏼，追求共同價值觀和規範；綜合安全責任分擔🤷♂️，塑造地區和平；為世界提供開放🤞🏿、有凝聚力的一體化地區。
2015年前🚣🏽♀️，東盟在多數地區內沖突事件發生後扮演著“觀察者”的角色。這一角色既遵守了“不幹涉原則”，又能直面自身有限的實際影響力🛍🏌🏻♂️。東盟基於“不幹涉原則”立場、低參與度的直接政治幹預🤸🏼♂️，往往只派出觀察團監督政府沖突後部署工作，做個“監督者”，更多情況下僅僅是對事件表示關註。但是🗯，面對沖突🚣♀️，僵化地執行不幹預原則只會使得聯盟失去安全共同體的價值。1990年代，東盟曾經“建設性地介入”緬甸宗教危機。這種有益的“協調者”和有限度的“幹預者”的角色更值得期待🏊🏽♂️。
當前世界很少發生國際間的武裝沖突和戰爭，更常見的是國內沖突👨🏻🦰，主要體現為國內暴力事件🧸、社會安全事件尤其是宗教沖突👩🏽🔧。地區政治經濟安全共同體有助於促進區域內商貿流動，以經濟合作促進和平環境建設，塑造實現經濟繁榮所需的共同安全的認同🫢，通過經濟合作削弱成員國之間的對抗意識和情緒💳👩🏼🚀，抑製宗教沖突🦺。但是，宗教是族群文化的一個內核👸。經濟聯系並不會消除宗教影響🚶🏻➡️。因此，地區和平需要宗教自身激發內部的積極作用，用宗教內生的和平力量推動對立的緩解。
主流的製度化世界宗教都是溫和的宗教，符合普遍的道德期許。平和向善的宗教思想和宗教解讀可以為危機治理提供跨地域的認同和凝聚力🛹。在亞太安全共同體的構想下，宗教從基礎合作發展到成熟合作，涵蓋了官方、精英、群體直至個人，涉及了信念、製度、組織和秩序🦹🏻：在官方政治層面，國家以及政治力量主導的宗教合作活動——比如宗教文化事業交流，推動宗教公共外交——有助於共享宗教信息，打擊恐怖主義🫨；在宗教領袖層面，神職人員以宗教代理人的身份共同譴責極端主義和原教旨主義，可以消除以宗教為名的沖突的合法性，為和平祈福；在宗教跨境國際非政府組織層面🤧，建立宗教交流的非官方國際機製🔯，憑借組織的跨國資源，保護平民、提供慈善，來補償社會的不公平👩🏼🎓；在宗教普通信眾層面，宗教合作需要團結溫和教派，避免以反異端之名走向極端主義，同時拒絕極端行為；對廣大的無信仰群體而言，宗教合作意味著尊重信仰並反對宗教走向極端主義。以上5個層面相互強化，共同塑造亞太安全共同體框架下的集體宗教安全，維護內向性國家安全和外向性地區安全。
當前的政治環境無法規避宗教的社會存在和政治參與，主權國家政府和跨國組織都應當理性看待宗教問題👨👧。宗教並不是與社會政治隔絕的超驗存在，政治力量不應縱容宗教隨意介入社會政治變局🚣🏼♂️🕸。宗教的正面道德角色和積極的向善作用才是建構地區安全共同體內宗教內部自發和外部引導功能的主要內容。
亞洲安全共同體和宗教和平共生的未來
地區共同體框架下的宗教公共外交是值得期許的重要安全合作力量💏🤯，從而使宗教觀念和宗教組織成為增進互信、提升凝聚力的積極來源👩👩👦⬛️。宗教間相處的理想狀態是和平共生🙌🏼，通過交流緩解或者避免誤讀🧗🏻♂️，而非競爭性共存🤕。政治、經濟交流與宗教溝通在理想狀態下應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
地區政治聯盟要實現更高的一體化，必然會帶來規模更大和愈加頻繁的人員、資本、技術、貨物流動。與此同時，宗教的宣教傳教🏃♂️、神學交往、宗教援助的程度也會隨著一體化程度的提高而加深🫕。與歐盟這一當前世界一體化程度最高地區安全共同體相比，東盟和未來可能建構的亞太安全共同體要面對的宗教問題是不一樣的👩🏿🦳。無論是對政教關系的認識，還是宗教治理的邏輯🐷🚵🏻♂️，兩者都很不相同。所以，東盟不能簡單地借鑒、照搬歐盟經驗🚎🦸🏻♀️。
區域性組織都會面臨要尊重成員國政府和保障區域內普通民眾基本安全的責任，但宗教卻可能威脅到區域性組織同時實現維護國土完整、保證政治有效運轉和保護人的安全的目標🌳。當基督教信眾為主流人口的東帝汶努力從穆斯林占多數的印度尼西亞獨立時🫅🏽，東盟支持印度尼西亞對東帝汶施加軍事威脅。國際社會一度對東盟的行為頗有微詞。盡管東盟解釋其支持印尼的立場是源於維護地區穩定的考慮，同時也出於對成員國領土完整的尊重，但在一些西方批評者看來，東盟的立場導致基督教文化主導的東帝汶不得不在很長的時間段內面對一個對其有政治敵意的東盟♕。積極地看，地區性組織如果能在危機治理、沖突解決與和平重建的過程中真正保持中立，堅持世俗的立場🤷♀️，那麽，至少對緩解民族宗教對抗的痼疾提供了世俗解決的可能性。
在市民社會方面🕵🏿♂️，宗教組織與區域安全共同體的合作可以克服政府在解決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過程中的短柄6️⃣。由於國家財政規劃和國家不同部門之間協調上可能存在溝通不暢的情況，一些民間宗教團體也將這類政府的製度性局限視為自身僭越國家直接參與區域治理的機遇。這些宗教機構和團體自認為更了解信仰特質😍，因而可以提供更貼近信徒心理的人性化解決辦法。他們希望能夠超越主權國家🧨，借助更廣泛的區域一體化平臺，直接與區域宗教領袖接觸，對不夠理性的草根年輕信徒施加影響，從而有效地遏製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
中國一直致力於積極推動亞太區域合作。中國在APEC👩🏽✈️、亞太經濟合作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力。建構未來的亞太安全共同體，還需要考慮與中國核心國家戰略之間的關系💪🏽，其中“一帶一路”的積極開放姿態則為消除信仰誤解💅、增進宗教合作提供了解困思路👬。“一帶一路”的共建原則之一便是“堅持和諧包容。倡導文明寬容🛐，尊重各國發展道路和模式的選擇📺，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求同存異、兼容並蓄、和平共處😰、共生共榮”🌘。因此⭕️，理當包括不同宗教和教派文明之間的對話和寬容。
全球宗教復興的負產品之一是分裂主義🏷、恐怖主義等安全威脅。這些破壞性的組織也認識到了宗教強大的號召力🐦⬛、動員力和解釋力。它們越來越刻意強調自身的宗教屬性🧕🏻，雖然它們往往只是在形式上🪈、名義上借用宗教的語言體系。宗教復興的另一副作用是宗教對本信仰群體產生的凝聚力。如果沒有和平共存觀念的引導，這種力量很可能強化與周圍其他宗教群體和非信仰人群的隔閡。此外🪷，宗教尊重如果僅僅停留在文字、言論層面，並不能有效地聚合最大的地區和平人群。要實現不同信仰流派的宗教群體彼此間既良性競爭又共同促進和平，主流政治力量必須構建安全共同體這一政治生態📺。
我國近年來同樣面臨宗教性極端組織、分裂組織和恐怖組織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和破壞。分裂主義組織傾向於利用宗教的跨國性，為本國之外的宗教親緣政治行為體提供經濟、政治甚至軍事支持🤲🏻🍏。宗教僅僅是分裂主義武裝組織和恐怖組織進行政治動員的借口之一。它們期待利用跨國界、跨種族的信仰來贏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者👩🏻💼，同時，掩蓋深層次的政治性利益追求。長遠來看，解決分裂主義和宗教恐怖主義仍然需要靠完善國家和地方的政治與法律製度🏋🏼，防止宗教群體武裝化👱🏿♂️，保證縱向和橫向的政治機製都能夠有效運轉，提高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增加各階層民眾經濟收入🙋🏻♀️，通過經濟援助、慈善等舉措，補償宗教弱勢地位群體⛹🏼♂️，避免出現宗教不平等和宗教歧視等社會問題。因此🐶，推進亞太一體化不僅能保障各國安全、促進區域內國際合作🏩，還有助於共同抵禦包括宗教安全問題在內的其他和平威脅📧。
（本文是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課題“極端主義對國際政治安全認知的重塑”以及“‘華與羅’世界文明與比較政治研究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來源於《中國民族報》2016年1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