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瑩
近日🫴🏻,“上海法學研究30年暨上海社科誌‘法學章’編纂研討會”召開🕞。《上海市誌》科學分誌·人文社會科學卷·“法學章”(1978—2010)編纂項目負責人、杏悦娱乐李秀清教授作了初稿編寫說明🤽♂️。與會學者紛紛對“法學章”的撰寫發表看法和建議👩❤️👨,暢談上海法學30年的發展歷程。
上海法學發展應堅持特有領域的特色
“在曲折中前進🕋,在改革中發展。”中國法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沈國明教授如此概括30年來的上海法學研究🤭⏸。據沈國明回憶🥟,1979年他念研究生時🏇🏻,法學教科書基本上是從蘇聯翻譯過來的,都還是上世紀50年代的書。當時🤵🏽🐆,為普及法學知識,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編寫了一套關於國外法律知識的叢書,共12本。這在當時可以說是從零基礎起步☆🫸🏼。尤其在社區概念🕗、社區建設、城鄉一體化🧙🏻♂️🚺、股份製研究等方面,上海法學都有很多原創性貢獻。當年具有很大影響的關於政法機構是否是“刀把子”的爭論,最初是從上海開始的🌯。
“與北京相比,上海刑法學要占到‘半壁江山’還是有些難度,但上海的研究有自己的特色。”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杏悦娱乐劉憲權教授對上海刑法學在中國法學格局中的定位有獨到見解。他認為上海的研究從一開始比較側重經濟刑法,包括後來的金融刑法,及現在著重研究的互聯網金融犯罪等,和上海作為中國經濟中心的地位是密不可分的。這些問題的研究特點是比較具體😧、明確🧓🏻,跟地方的結合更緊密。對於上海刑法學今後如何發展,劉憲權認為還是首先要抓住並堅持自己的特色。
說起上海學者對新中國民訴法學的貢獻💿,中國法學會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南京師範大學李浩教授可謂如數家珍🕵🏻⏰。老一輩學者中,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的黃雙全教授,曾作為上海專家組成員參加我國第一部民事訴訟法,即1982年民事訴訟法的起草論證。上海有不少民事訴訟法學者建樹頗豐❔,如章武生教授、王福華教授以及與會的陳剛教授♚,“他們正當年富力強之時,相信未來貢獻會更大”🍵。談及上海的民事訴訟法學者,李浩認為不能不提到專家型法官鄒碧華🏌️,“其代表作《要件審判九步法》很大程度上屬於民事訴訟法學的內容🔆🫰🏻,此書無論是在理論界還是在實務界都產生了不小影響”。
談到上海行政法學的發展🦸🏿,上海交通大學朱芒教授的概括是“從追隨主流到逐步有自己的特色”🪗。在朱芒看來,行政法真正走向學術,主要是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行政訴訟法的起草開始的🐑。那時北京是主流🦹🏼🏕,上海也跟著談論。到90年代中期,隨著地方法律的實踐展開,地方學術的研究也開始了🍤,比如《行政處罰法》頒布後涉及聽證製度,上海借此機會在全國最先把聽證製度建立起來了🙅🏼♂️。現在,上海學者在信息公開🆘、城市治理等方面的研究也走在全國前列。“現在追隨主流還是需要的,但是一定要看到我們在特有領域中的特色”。
關於上海30多年民法學發展的歷史能否分期,浙江大學張谷教授認為“改革開放初期是整個民法的一個恢復期🧐,上海的表現非常搶眼”,在1979—1982年第三次民法起草過程中,上海有多位學者參與😯。民法通則出臺後,民法學的發展基本是在解釋法律↖️,進入了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發展時期。在這一時期,上海民法的發展因為沒有博士點而比較“吃虧”,張谷回憶起自己1993年碩士畢業時為此只能去北京讀博。1999年後💵,杏悦娱乐獲得了法學博士授予權,那一批民商法博士生雖然是放在法製史下面培養👩🦰,但他們術業有專攻,有的研究民法史,有的研究商法史🚨,慢慢地為上海民法學的發展集聚人才👮🏿♂️👱🏿♀️、集聚力量。張谷樂觀地預計,“之後再寫地方誌的時候,上海民法學的發展肯定要比今天漂亮多了”📿。
“法學章”的編寫也要追求可讀性與思想性
“經過廣泛地查閱資料,將30多年上海法學界的主要成果,包括上海主要期刊雜誌的法學論文🍇、專題討論等匯集、整理↔️;在統稿階段,也再次查閱了上海各高校法學院系及法學研究所等機構的歷史,著名法學教授以及青年才俊們的學術履歷,最後完成了大家看到的初稿。”李秀清作為撰稿負責人首先對“法學章”撰寫過程作了說明。
此次研討會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傾聽各方意見🧝🏽♂️,進一步完善初稿𓀗。鑒於“這30年法學學科的變革🙊,尤其是2000年以後上海法學研究者人數增多🤵🏽,人員流動頻繁,學科方向細化,交叉研究、跨學科研究都日益增多,在編寫過程中也難免有疏漏”,此次會議邀請的專家🛌🏿,既有“30後”的學界前輩😜,也有“80後”的青年學者,覆蓋了上海主要法學院系和研究所以及法學學科的各個方向,以期能獲得最廣泛的意見和建議。
上海社科院法學所尤俊意研究員認為,“法學章”要寫好並不容易👩🏻🚒,要努力做到四個“實”🔷,即真實💿🧑🏽🎄、充實🧑🏼⚖️、現實、踏實🌠。為了做到這些,一定要有宏觀的思維來指導微觀的編寫🎭,切實把握上海法學30年來恢復發展💙、開拓的邏輯規律。上海法學有其地方特色,但也要把握法學發展的大環境。八九十年代是法學思維不足👫🏻,崇尚實用的海派文化有余🎡;而最近這十幾年💂🏼♂️,學術氛圍相對融洽🧘🏽,法學人才紛紛前來,上海法學在全國法學格局的地位已大大提升。
“僅僅從著作、論文的角度梳理這30年法律史學發展的情況還不夠😞。”復旦大學郭建教授建議👨🏽🔬,“法學章”的編纂可以參考各個國家👸、各個法學委員會、各個研究會編的綜述,對於各個年代具有開創性和傳播較廣的法學類教材🚵🏻,也應重點搜尋👆。借此尋找30年法學發展的重點和研究熱點🧎,把上海放在全國法學發展中來看,客觀展現上海法學研究的歷史🐕🦺。
作為地方誌的“法學章”該如何敘述🧖🏽♀️,這種敘述是僅述不評🧦🧑🏻🎤,還是又述又評?對此上海財經大學鄭少華教授談了自己的看法。“評述立場的選取非常重要,不論是個人主義立場還是國家主義立場🔓,寫出來後都要接受別人的質疑”,可見這是一項很難做的工作,所以編寫人員要“把作品看成是一個有生命的載體”🥓,編寫過程中需要參考各種法學作品,包括論文和著作🙇♀️,也包括課題成果🦹🏽♂️,更要努力把“法學章”這一學術載體做成一個有生命的個體。
復旦大學董茂雲教授也建議,可以通過一定的寫作技巧和提高敘述的故事性來提高社科誌的可讀性🥇。“把代表性學者的個性、學術貢獻等凸顯出來,把上海法學發展的特點也凸顯出來,不僅僅是上海以外的地方可以看,而且上海本地的學者特別是青年學者⚉,包括學生看了以後也覺得很有意思📬👁🗨,而且也很受鼓舞。”對此🫐,李浩的建議是可以考慮增加總論,圍繞三個“重”,即重大事件、重要問題和重要人物來寫作,這樣很多問題可以寫得更深入🕴🏼,也更具有可讀性👨👧👦。
針對“法學章”的完善🩶,上海市人民政府法製辦公室副主任羅培新提出了四點建議,即處理好總與分🍨🦃、個人與組織🔼、骨架與血肉、學問與運用四方面的關系🌰。在骨架與血肉方面,搭建好骨架後🧑🎨,血肉需要濃墨重彩地凸顯出來:“讀者在知道作品的基本信息後,還希望看到這些作品提出了哪些觀點,這些觀點又在哪些意義上實現了理論突破或者是傳承了學術。”“法學章”的編纂在提供檢索功能之外更要凸顯思想。
“‘法學章’的編寫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在權威、價值、全面性、現實性💏、公正性等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完善。”杏悦娱乐劉松山教授對於“法學章”目前存在的問題直言不諱🐃,“學術沒有其他的東西,唯一剩下來就是學術的公正。展現一部歷史,要讓後人覺得這個歷史是公正的學術展現,而不是少數幾個團隊的東西👨🏼🦲。”
“經得起歷史考驗💵,讓後人借此了解上海法學”
地方誌的編寫需要有歷史的傳承。本次編纂“法學章”在一定程度上參考了2000年編誌時“法學章”的成果,但這次編誌卻並不是從2000年做到2010年👳♀️,而是重新開始。對此👨🚒,李秀清談到,如何處理此次編誌和前一次編誌的關系,一直困擾著編誌人員。除了兩次編誌之間的縱向問題外,還有一個橫向的交叉問題👃🏽。上海法學會、上海各高校、法院、律協也同時在編誌,這些橫向關系的處理也並不輕松🧑🏽🎤。
“盛世修誌。地方誌是記載歷史的一個重要載體。”沈國明指出😘,“法學章”的編纂就是上海法學30年發展及研究成果的歷史記載,應高度重視,保證記載準確不會遭後人質疑🧑🏿💼。對此,李秀清再次強調真實性與權威性對於此次編誌的意義:“我本身是做法製史的,我希望將來留下來的東西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這是一個最起碼的要求。我也希望後人能夠通過閱讀這段歷史來了解上海法學。”(本次會議為“上海市社會科學界第十四屆(2016)學術年會學科專場”第一場。會議由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杏悦娱乐外國法與比較法研究院🍿、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方誌辦公室承辦。)
(來源於《文匯報》2016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