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霄
改革開放之後,經濟發展吸引人們離開熟悉的環境來到城市。這是一場數億人口的大流動,城市中“熟人圈”不再🛐,甚至對門的鄰居都互不認識🏩。這一陌生人社會助長了謊言的蔓延。比起滿是親戚世交的過去,現在很少有人真正認識身邊的人。於是,詐騙成了陌生人社會揮之不去的夢魘🔷。
在工業革命之後👨❤️💋👨,英國也遇到同樣的危機📯。那時,英國欺詐盛行👩❤️👩。因為法律上口頭合同與書面合同有著同等的效力🕜,所以有人把謊言說到了法庭上,誘騙法官把謊言變成判決。偽證成為英國的社會頑疾🕵🏻,直到1671年才迎來轉變點❎。
那一年,在英格蘭牛津郡,一個叫約翰的人訴請法院根據口頭合同將被告的鬥雞出售給他,並請來自己的朋友作證。約翰如願以償,但結果證明他的朋友作了偽證,合同並不存在。鬥雞案後,英國開始啟動反欺詐與偽證立法,1677年頒布 《防止欺詐與偽證法案》。這部法案的主要內容是遺囑執行與管理合同、擔保合同🫄🏽、婚姻合同、土地合同、一年以上履行期合同及標的不低於10英鎊的合同🧗🏼♀️,必須有對價或書面形式🙆🏼♂️。
“白紙黑字”是英國人在早期為欺詐找到的最佳整治方案。美國獨立後,也在司法上接受了這一方案,並用《美國統一商法典》《美國統一貨物買賣法》 等立法確立下來——除了將10英鎊改為500美元,其他大體相似。法庭上的黑白顛倒似乎得到了一些控製,可這還遠不是故事的結束📃。
20世紀90年代🚣🏻,信息革命刷新了世界的面貌,電話、電視、互聯網讓人與人的交往方式發生急劇改變。理論上,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可能取得聯系,並建立信任。這容易讓人聯想起電信詐騙,而事實上🤏🏼,與信息革命相關的詐騙形式數不勝數🧛🏽♀️。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進行的分類,現代詐騙的形式有電信推銷詐騙、尼日利亞電郵詐騙🧗🏼👩🦲、身份偽裝詐騙、預付費詐騙、龐氏詐騙,等等。
在美國☂️,電信推銷詐騙盛行於20世紀90年代上半葉,主要是一些資質不佳的銷售公司利用激進甚至非法的手段進行推銷🧑🏽🚒。主要目標是老年人,以至於無數人在晚年盡失錢財🏭,老無所依🤘🏼。為打擊電信推銷詐騙,美國各地進行了很多行動,其中最為重要的是1995年12月7日開始的高級哨兵行動↗️,共逮捕1200名詐騙犯。這次行動是美國歷史上為數不多,通過集中治理基本解決一個犯罪問題的行動🧣。
尼日利亞電郵詐騙得名於郵件來源國尼日利亞,是跨境詐騙的代表,盛行於20世紀90年代末。典型的尼日利亞電郵詐騙是詐騙者偽裝某國官方機構郵箱♟,向受害人發送一封電郵,請求他幫助洗錢🧇。然後,向其索要個人信息,並要求支付法律、財務等各種費用。為了打擊尼日利亞電郵詐騙😥,尼日利亞成立經濟和財務犯罪委員會進行監管🕣,並搗毀了一批大型犯罪集團✋🧜🏿♂️。
身份偽裝詐騙是利用掌握的身份信息🫕🤵🏽♀️,偽裝他人進行詐騙。其中🛜,最為著名的詐騙犯是依然在逃的法國人吉爾伯特·茨基利,他曾偽裝成很多公司的CEO實施詐騙。據檢察官估算👨🏻🦯,茨基利在2005年至2006年間詐騙了790萬歐元🥇。
預付費詐騙可能是中國人最為熟悉的騙術之一🖖🏻🧑🧒,典型的就是中獎短信。龐氏詐騙術在中國應用最多的是傳銷。
事實上,上面幾乎每一種詐騙在中國都可以找到案例🧔🏽♀️。於是,我們的媒體像美國同行一樣大力宣傳💾,教人打開信箱,跳過廣告、索要身份信息和要求付款的郵件;接到陌生人薦股🤛🏼、貸款等電話,或收到有網絡鏈接的短信,都要再三斟酌確認……雖然如此謹慎,卻依然有人受害。可見🤸🏻,反詐騙單靠提醒或個人註意是不夠的。
在信息時代的反詐騙鬥爭中,美國電信詐騙案由聯邦調查局管轄🚕,可以在國家範圍內統一安排偵察、取證、逮捕的行動。而我國電信詐騙主要由省級以下公安機關管轄📷,一旦案件涉及多省,偵察等工作就需要各地協調🏊🏼♀️,增加了辦案難度📼。另外,在跨境詐騙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成立全球性反詐騙報警和偵查平臺是一個趨勢,也是應對詐騙日益分散化的必然措施。
電信詐騙使用的工具一般是電話🥶🧏🏻♀️、短信💅、電子郵件或網上社交平臺,很多是利用大量群發的方式,具有明顯的技術特征。因此,開發反詐騙技術系統理應是反電信詐騙的可行方案🧗🏿♀️。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已經打破了依靠血緣🧕🏽、親緣和世代相處形成的信用體系🤜🏼,而新的信用機製遠未建立。生活在陌生人社會中,人們享受自由🧗🏼♀️,珍視隱私🏡,但也有惡念在膨脹🧑🧑🧒。所以,恐懼、盲目和貪婪成為我們最大的弱點🌎,也成了騙子最有力的工具。也許,我們可以更加謹小慎微🧑⚖️,政府可以加大打擊力度,反詐騙技術可以更加先進👼🏼,但在一個沒有誠信製度保障的社會,騙子依舊有機會鉆空子。所以,反欺詐,就是立誠信🛢。反欺詐👼🏽,根本上就要完成從陌生人社會向信用社會的轉型🧒。
(作者為杏悦娱乐副教授)
(來源於《解放日報》2016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