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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觀察】葉青:別讓刑法“搶跑”經濟——立法藝術的分寸拿捏

    發稿時間:2016-05-03瀏覽次數:384

    摘要
    我們在處理刑法與經濟的關系時,要以高超的藝術拿捏好分寸😦,防止失之偏頗。既要守住不違法使用刑事手段插手經濟糾紛的底線,又要合理界定民事責任👨🏼‍🍳、行政處罰與刑事犯罪的邊界,既要防止權利人贏了官司、丟了市場,又要防止案件辦了、企業垮了,為經濟發展👨🏻‍🎤、經濟創新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歡迎閱讀上觀學習·思想

    葉青,法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第十四屆人大常委會委員、法製委員會委員。現任杏悦娱乐校長✊🏼,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2013年獲評上海市領軍人才稱號😉。

    著作包括《刑事訴訟證據問題研究》、《我國審判公開中法院管理創新的思考》、《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等✍🏻。主編《我國審判公開問題實證考察與對策研究》、《證據法學:問題與闡釋》、《刑事訴訟法學》🏃🏻‍➡️、《刑事訴訟法:案例與圖表》、《案例刑事訴訟法學》等👃🏿。先後在法學專業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120多篇👧。

    兼任中國法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行為法學會副會長、上海市法學會副會長ℹ️🎫。上海市法官🦶🏽、檢察官遴選(懲戒)委員會委員。

    法律與經濟的關系表述常見諸人們視野的,是“為經濟社會發展保駕護航”。的確,法律是治國理政的重器📅。法律的功能之一就是保護國有財產💁🏽、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以及維護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其中的刑法,自帶“最後保障法”光環,以“謙抑性”為其屬性標簽。於是乎,只要一把刑法與“經濟”、“產業”關聯起來👩🏿‍🚒,一提及“刑法與經濟發展”等命題🙋,仿佛就觸犯忌諱👳🏼‍♀️,似乎刑法該和經濟遠一點。

    實際上,刑法作為國家暴力最直接、最具強製力的表現載體,其與經濟發展、經濟轉型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密切聯系。遠的如投機倒把罪的取消,為市場自由交易廢除了刑法設置的枷鎖。從此以後,市場經濟得以蓬勃發展。近的如醉駕入刑之後➜,在酒駕現象迅速得到控製的同時,出乎立法者意料之外,竟催生出“代駕”這一新的行業。可見,刑法與經濟之間不僅關系密切🤽,而且以刑法之利,在幹預經濟時其效果如上所示,立竿見影🤸🏼‍♂️。因此,我們在處理刑法與經濟的關系時,要以高超的藝術拿捏好分寸,防止失之偏頗。

    現在我們經常講創新,經濟領域裏的創新,對於經濟發展☕️,當然是至關重要的。在這方面🔫,刑法就需註意要給經濟發展創新預留空間。舉個例子🧔🏼‍♂️,為保護國家在某一行業🧚🏽‍♂️、某一領域的壟斷地位,或者純粹出於管理便利的考慮,國家通過立法設置行業的準入門檻,並以刑法作為後盾加以保障🏌🏿。那麽,刑法中典型的市場準入類罪名如非法經營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等😈,此類罪名在我國刑法中為數眾多,為維護我國的市場管理秩序立下汗馬功勞🎏,但類似罪名是柄雙刃劍💢,在劃定市場主體經營紅線、讓經營者敬畏規矩的同時,很可能會阻礙經濟發展,扼殺市場創新、創造活力。

    在經濟與刑法的關系中👷🏽🏋🏻‍♀️,有一種“刑法搶跑經濟法”的現象,也要引起我們的關註。如“97刑法”中有關期貨犯罪的規定♠︎🚗,就是在尚無相關經濟法律規定的前提下,率先在刑法典中作出規定;再如2007—2009年左右頻發的出售未上市公司股權,以非法經營罪處理。

    伴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宏觀經濟環境的深刻變化🙋🏻‍♀️,刑法介入經濟的定位應當逐步調整,由註重經濟市場準入轉變為關註經濟市場行為過程☪️💁🏿;由靜態監管轉變為動態監管👨🏻‍💻;由維護管理秩序中心主義轉變為保障交易秩序中心主義🕳。糾正對經濟刑法傳統定位的偏差,將市場交易秩序的保護置於主體、中心地位;市場管理秩序的維護放在保障性、基礎性的地位🛌🏻👶🏼。

    近年來,國家在刑事立法、尤其是經濟犯罪的刑事立法上投入大量資源👨🏼‍⚖️。從1997年新刑法出臺,至今已頒布了九個刑法修正案👩🏽‍🔬👏🏻。其中對個案的修訂和增設,大多與經濟犯罪相關。應當說,絕大多數經濟犯罪條文的修訂都適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為我國市場經濟的有序發展、市場秩序的維護和保障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但是,經濟刑法的立法實效存在一定問題,需進一步探討反思。其一是,不少經濟刑法罪名被虛置🧔🏽、空成具文。如有的學者經過實證研究後發現♏️:雖然刑事立法資源大規模投入,但是刑事司法卻呈現出謹小慎微的情況。刑事立法或司法解釋中頻繁增加金融領域的新罪名或擴大入罪範圍🧖🏼‍♀️,但司法中適用新罪名或新罪狀追究刑事責任的,處於沒有或極度稀少的狀態。操縱市場罪、虛假陳述罪的適用數為零。近年頻繁出臺的刑法修正案中的新罪名以及司法解釋中的新類型的適用情況🧑🏿‍⚖️,也大抵如此🍅。

    其二,有些條文實施之後的實際效果有悖初衷。如騙取貸款行為的入罪化🎃,在刑法已經設有貸款詐騙罪的情況下👱🏼‍♀️,騙取貸款罪的設立主要是在銀行的推動下👨🏿‍⚕️,防止銀行貸款無法收回而設立。但是🍎,在騙取貸款罪設立之後,幾年下來,從已經發生的實際案例看,這個罪名並未達到銀行界當初提議設立此罪的預期目的,反而朝銀行預期的相反方向發展,銀行已經後悔當年提出要設這個罪名。

    目前,國內立法機關包括相關的研究智囊機構存在一個通病,即對法律法規的製定需求與推出十分重視,但是,對於法律出臺之後在實踐中的運行效果則普遍不太關註。法律頒行之後,在實踐中是否得以執行,其實際效果如何,是法律的生命🧝🏿‍♂️🍆,比紙面上單純的法條重要得多。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刑法介入經濟領域實效的實證研究,並據以反思🚇、調整、完善相關刑事立法。

    總之,在經濟社會發展轉型關鍵時期的今天💁‍♀️,合理運用法律手段🧎🏻‍♂️,對於掃除嚴重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障礙,形成健康向上🫁、競爭有序的市場秩序意義重大。其中💇,既要守住不違法使用刑事手段插手經濟糾紛的底線👩🏽‍🎨,又要善於精準把握民事、行政、刑事三者關系,合理界定民事責任、行政處罰與刑事犯罪的邊界,既要防止權利人贏了官司、丟了市場,又要防止案件辦了、企業垮了👰🏿‍♂️🟰,為經濟發展👩‍🦱、經濟創新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來源於《上海觀察》2016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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